巨流河

繁花落尽，天梯消逝回到台中的中兴大学，履行回原校服务三年之约家已搬去台北，所以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点开的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六点搭乘自强号由台中回台北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的“高级英文”课有两天时间靠一位女佣协助，努力作一个家庭主妇，住在父母家对面，共享一个巷院，一切都在呼应范围之内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的三个儿子都进了青少年阶段，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准备家人早餐，再去赶火车内心万千的牵挂，有时天上尚见下弦残月，离家时真是一步三回头——最初只是践约，渐渐地，回到台北，也会牵挂台中那一间小楼里的系务了
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是多年梦想的实现，在林致平、汤惠荪、刘道元三位校长任内，都不停地以一个教员的力量在推动作为中部唯一的国立大学，总应该有文学院，文学院设立后先成立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外文系最困难的是师资那时全台湾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数不多，英美文学博士仍是“贵重金属”，渐渐有少数学成归国的，到了台北就被台大、师大、政大、淡江、辅仁等校留住了，不愿到“外县市”去同在台中的东海和静宜有们自己的修会师资来源，国立大学有较严的资格限制这个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最大差异之处，在过去那些年，侈言文学教育的重要时，并未预想到
当一九六九年春季班开学前回到中兴大学时，发现已被“发表”为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学生四十五人已上课一学期，系务由教务长兼代，课程按教育部规定开设，几乎全是共同科，与中文、历史两系合开选修课程，逻辑学、文学课程到二年级才有回国第一次进了校长室才懂，由美国写来的两封信说学位尚未拿到，系务工作不懂又无准备，只能作个尽职的文学教员而已，不适合当主任的真实话，在校长与教务长（那时尚无文学院院长）看来只是民族美德的谦辞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红色教授证，多年来努力推动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经“给成立了”，系里就这几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岁），等了半年，不管系务谁管？
教务长王天民先生原是的长辈，由校长室出来看到“惶恐”为难的神情就说，“相信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问题可以来和商量这里对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后少穿太花的裙子”那时流行短裙，而长裙短裙都没有，上课只穿宽宽绰绰的旗袍
就这样，由苦读的书呆子变成了系主任，面对的全是现实问题幸运的是，由大学联合招生分发来的学生相当不错那时还没有中山大学和中正大学，全台湾国立大学只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录取的份数比较高，学生资质都相当好，后来在社会上的表现也在水平以上
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日子里，最大的煎熬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聘请新聘专任的施肇锡、许经田和很年轻的张汉良，三位先生都证明了的“慧眼”，很受学生欢迎
原任的丁贞婉、姚崇昆、孙之煊、唐振训、萧坤风也都鼎力合作，系里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们向农学院借用的那小楼的二楼两大间办公室常会听见笑声的办公室门永远开着，老师、学生出出进进神情愉快
那第一届的元老学生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刚就任时，那些女生在宿舍为开了个欢迎会，摆了几碟脆硬的饼干和汽水，她们没有唱歌等类的节目，只是把团团围在那两排上下铺的中间，问了许多问题：考上了外文系很高兴，但是上了一学期的课，不知外文系要学些什么？现在上的课和高中的课差不多，国文、英文、现代史……，只是老师比较老一点……这一场聚会，开启了与学生直接谈话的作风，由大学新生的困惑，到后来三年功课沉重的压力，是陪着那四十多个青年走了成长的每一步对于那个由无到有的系，似乎有个筑梦者的道义责任，对于那些十九、二十岁的寻梦者（如果们寻的话），不知不觉地有像“带孩子”似的关怀
对于这新系，最大的道义责任是建立它的学术水平第一年，台中的美国新闻处由于多年借阅的书缘，以及两度作FulbrightSr的关系，捐给们最初的一些文学书，配上丁贞婉借来她夫婿陈其茂先生的几幅画，那空无一书的办公室顿时有些文化的样子
们指点，在台中有个美国国务院训练外交官中文的使馆学校（EmbassySCr），好多学员是具有英文系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另外一处是台中水湳的清泉岗空军基地，那时是越南战争期间，借驻的美军数目很大，有不少医护和通讯等文职人员，们的太太有些是美国合格的教员，也许合于们公立大学兼任的资格经由这两个途径，第二年将二年级分为四组，开设教育部规定的英语会话，请到四位在使馆学校进修的学员每周来上两小时课，之后两年有六、七人来上课课内课外们颇为融洽们的学生纯朴天真有些课外活动郊游带着这些老师同行，还曾带们回家吃拜拜，深入认识台湾民间生活经认真申请而来教莎士比亚的是一位医生的太太，教课的是一位军中信息官，们合格而且有经验，授课内容也达到希望的标准，帮度过了最早的难关自己教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请到了东海大学的谢颇得教授来教英诗是英国人，在东海已是最好的英诗课教授者，因为另有一种自然的深度与韵味，与其老师不同，给的学生极好的启发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属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师都成为基本师资由农学院时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莲（MiSSTilford）和孙宝珍（MarySampson）是美国南方保守派的浸信会传教士，她们的教会即盖在学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木后面，多年来与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满意聘来兼任的文学课程美籍年轻老师的教课内容，认为太自由派（radical）主编的大一英文新课本取代了幼狮公司出版的大一课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责但是刚刚读书归来，对英美文学的基本教材曾认真研究过，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确知学生不能再用陈旧的标准选文，须加上二次大战后的文化各领域新文章，幸好获得多数支持（包括学生）大一的课程只有一门“西洋文学概论”是本系的傅伟仁（Burke）教，是长老会传教士，思想相当“前进”，很得学生拥戴，那一年与合编一本教材，解决了当年仍无原文书的困境法文课的顾保鹄和王永清（卫理中学校长）都是天主教会神父，法文造谙深，教学极认真大一国文老师是中文系的陈癸淼先生，给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给一串串的阳光》，刚从高中毕业拼完联考的学生那里见过这样的境界!三十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留住教外文系大一国文直到去台北从政，竞选立法委员时，很多学生是热心的助选者吧另一位令们难忘的老师是教《中国通史》的曾祥铎先生，对当代史的开放批评的角度有很大的启发性，后来竟引来当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出狱后主持一个政论节目，与在台北街头相逢，真不胜今昔之感，不知一切从何说起
一九七0年秋季开学后，筹划召开的“第一届英美文学教育研讨会”，准备在中兴大学开会，在那些年这样的会议甚少，各种学科会议都不多，在台中召开的更少很诚恳地希望各校在教学方面多些交流的机会，给台大以外的学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学生的第一志愿，而师资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旧换新，以适应新的时代全省开文学课程的同行来了三十人左右，台大的朱立民和颜元叔自然是会中明星，人少，大家畅所欲言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许久，那股欢欣的热情，是在日后所参加的无数会议中不易再见到的
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兴大学外文系的第一班学生毕业时，令全校意外的是，也辞职了已按约定教满三年放下这个推动、促成、创办、奠基的系，是万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说着离情到台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国后两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岁月在此度过如今终于看到许愿树上结了第一批果实，可是必须走了……惜别晚会上，学生人人手持蜡烛，一圈圈围着，哭成一团没有人知道，一向积极，充满活力的，此时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末来，内心是如何的无奈与惶惑
这一班学生，二十二岁左右年纪，从这日起要去开始一生了，四年来像独生子一样受到一切的看顾与督促，在功课上达到应有的水平，气质也相当自信明朗，们以后也有很多人成为认真的好老师，大半的男生进入贸易等行业也都相当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赵慧如、陈碗玫、王永明、丁义桢、李明朝、吴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经常聚晤或来信，全班已产生手足之谊，对仍存当年相依为命似的顾念之情
最后的几个月，在校园中骑脚踏车来来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恋，处处是自己年轻的足迹
告别中兴大学也就是告别了的前半生在台中十七年，生活简朴，却人情温暖亲眼看着国立中兴大学的牌子挂上门口，取代了原来农学院的牌子看见原是大片空着的校园盖出了许多大楼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别系借用，一年级上课的“基地”，是最早为政府援助非洲农业计划的训练教室，两间瓦厝，小院有棵美丽遮荫的大树二年级借用畜牧系一间紧靠牧场的教室有一天在上英国文学史最早的史诗《贝尔伍夫》的时候，一只漂亮的牛犊走进门来，们双方都受了惊吓，幸好无人喊叫，牠终于好不容易地转了身，由原门出去事后畜牧系主任告诉，那是刚进口的昂贵种牛，是为台湾改良农业的珍品，对牠讲文学，彼此都很荣幸呢
事实上，自从农学院时代，各系对都很好，开大二英文课总是满座的原因，是一九六0年代台湾的农业学术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成为台湾发展的先锋之一，各系都鼓励学生出国进修办得最有声色的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庆薯教授是立法委员，“派”所有的研究生上的课，并且以父执的口气，令多给们改英文作文后来大约把们都送去美国读了专业学位，回来都有实际贡献
一九六0年代，许多毕业学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开创了一些现代化农场，常常邀请老师丢“指导”农学院长末勉南的太太刘作炎教授和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们同去参观当时已有一些外籍交换教授住在校园宿舍，也常一起下乡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认识了真正的台湾，验证了高等教育在台湾“十年生聚”的扎根力量和热情们招待国际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员林的玫瑰花圃，场主张君的妻子，后来当选为玫瑰皇后初见那么大规模的花圃和科学化养殖法，听着们讲新品种的动听的命名，大规模推广及外销的展望……那时没有人会肤浅地问“爱不爱台湾”？
也忘不了一九六六年初冬，期中考刚过，突然传来校长汤惠荪先生，到南投县仁爱乡森林系的实验林场视察，登山殉职的消息在攀登山顶时心脏病发，倚着宋院长，坐在林场土地上逝世四十多年来，每次看到惠荪林场已成观光景点的消息，就会想起和末院长那些温文儒雅的早期开创者，也会想起台湾第一任农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余玉贤先生刚去上课时，是农经系讲师，娶了最早的学生纪春玉们在为台湾农业奋斗的时候，会和谈农民十万大军的观念，谈们为改良品种的水果命名为“蜜斯杨桃”、“杨贵妃荔枝”、“葡萄仙子”……和分享开创的快乐当看到美丽的行道树时，也想起五十八岁与癌症奋斗三年去世前，最后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树!
一九六八年在美国进修的圣诞节，收到一张灰狗长途车票信来自中兴农学院的客座教授．Buck，出现在大门口的是布克先生（JOhnBuck），是写《大地》得诺贝尔奖的赛珍珠的前夫
赛珍珠自幼随她传教士父亲赛兆祥曾住在家南京宁海路附近，她一九二一年结婚后随夭到安徽凤阳一带从事早期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改良农村工作，搜集了荒灾的资料写出《大地》，一举成名，后来离婚嫁了她的出版人Mr．BUck娶了一位中国淑女为妻她到美国后，坚持穿旗袍会客，作为对故乡的思念在农庄的壁炉前，们兴奋地谈曾献身服务的，生身之地的苦难的中国
这些人和这些事，缘中有缘，是忘不了的
家自一九六七年搬到台北以后，一直在为自己的学业、工作忙着，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从美国回来这三年多都在台北、台中往返通勤，风雨无阻地每星期二坐早上七点的火车到台中去，星期五下午六点多搭自强号回台北不在台中的时候，系上有事都由丁贞婉先生率助教黄春枝代为处理，她写给的“救火情书”累积数十封星期六早上，去台大上三小时为中文、历史两系研究所开设的“高级英文”课，下午多半会去中山北路敦煌书店看新出的盗印版英文新书，看看可不可以用作教材那样的日子，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家搬到父母对面有了照顾，但是拖累妈妈太多，裕昌的工作又进入铁路电气化工程的高峰，内心的不安渐渐成为熬煎那些年中，能静下心想想事情、看看新书的时间反而是台北和台中间火车上那三小时，那种全属于自己的独处三小时终生感激!如今，这第一班毕业了坚持辞职的要求终于得到刘道元校长的同意离开中兴大学后，往何处去?那时也无暇安排，台北的那些外文系没有人会相信，会离开办得那么有劲的新系，也并不想为找个工作而引起揣测，也许先在家安定一年再看更好
这时，是不是命运之手又伸出来了呢?王天民教务长受新任教育部长罗云平之邀，到台北出任国立编译馆馆长王天民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三年）字季陶，是父亲的革命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出身，在东北家乡有良田数千亩，曾捐产报国东北沦陷成满洲国，到北平成立的“东北中山中学”教历史，由北平到南京、湖南、四川，流亡路上看到由小长大中山中学在胜利后由四川迁回沈阳时担任校长，原以为可以服务故乡，安定办学，一九四八年共军进城，一家十口辗转逃来台湾的学生说，的历史课从古史到现代史是一本本不同朝代的兴亡史，内容极丰富在一九七0年代初期，国立编译馆在台湾的大、中、小学教育上有重要的份量知确已离职，邀去担任人文社会组主任，可以施展一些书生报国的想法，尤其希望去作编译中书外译的计划，把台湾文学先译出一套英文选集，让台湾在国外发声对说，“一生在学校教书，也没作过公务员，先到编译馆落脚，帮帮，若不行再说”如此，又走上一条从未梦想过的路喜欢巨流河请大家收藏：(www.wxxs8.cc),无限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