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

人世所有的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那运指如飞的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骤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书组主任黄发策因病辞职，而业务不能一日停顿教科书组不仅须负责中小学所有各科教科书的编、写、印刷、发行，还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祭在头顶王馆长令先去兼任，以便业务照常进行，努力寻找合适的人于是，勉为其难兼任教科书组主任之职
那时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一九六八年，蒋中正总统下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编印部定本，这一年也就是随着王馆长走进舟山路那座门的时候
全国万所国民中学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决定:教科书有三年暂用本的缓冲缓冲期间，教学的实际建议和民间舆论的具体反应，都是编部定本最有帮助的根据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的箭靶，样样都不对，最不对的是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全有弊病，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目册
们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国民中学的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它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焦点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的暂定本有许多不满的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的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截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到国立编译馆之前，对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间”国民中学的各科编审委员会全是新设，可聘请切合时代精神的专家学者，而不似过去只以声望地位作考虑在这方面，王馆长和在大学校园多年，应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会各科的编写计画既被迫兼掌教科书组，又须负责计划的执行，包括各科编审委员会的组成，编书内容的审定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断”的工作
第一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的内容编排每学期一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明白，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一件事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平，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万里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返台，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后转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后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声望很高
这时在台大文学院教“高级英文”课已经三年了，的学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有一位学生认为课内外要求阅读太多，随堂测验不断，对本系的研究无用徒增负担，写信请的系主任屈万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与文学院长和外文系主任谈过之后，认同的教法，回去安抚了抗议的声音因此屈先生对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学术上属于高层的清流，在文学院回廊上看到，总是庄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学究形象国文教科书是为中学生编的，那时又正是各界嬉笑怒骂的箭靶子，怎么开口向求援?
天下凡事也许都有机缘刚回台大教书的时候，除了外文系几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谈话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庆明，认识的经过非常戏剧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在中兴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锡先生气冲冲到系办公室告状:“上课二十分钟了，学生都不见，一个也没来!派人去查，全班去听演讲了，至今未回”心想何方神圣有此魅力?连受们爱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体跷课！与施先生到演讲厅一看，果然座无虚席，台上的演讲者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诗经》讲到现代文学的欣赏
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这一场吸引“新人类”的演讲，看到一个年轻文人对文学投入的热情，也忘记“抓”学生回去上课了这位演讲者就是何庆明，应中文系陈癸淼主任和中兴文艺青年社之邀而来演讲那时刚从金门服役退伍，已由晨钟出版社为出版一本散文集《出发》，担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学期刊《夏潮》的主编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执行主编，对台湾文学创作、评论已经投入颇深回台北后写了一封信．，谢谢去听的演讲
机缘是连环的，那时柯庆明是屈万里先生的助教，诚恳热情的二十七岁，初入学术界的助教，与外表冷峻内心宽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办公室日久产生了一种工作的信托，师徒之情，可以深浅交谈在《昔往的辉光》散文集之中《谈笑有鸿儒》，柯庆明写下这份情谊
柯庆明对于文学，是个天生的“鼓舞者”自从在中兴大学听演讲，三十七年来，与无数次的谈话中心是书教书、读书，三十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创新与冷却，围绕着台大和重庆南路书店的特色及其新书，可谈的事太多了很耐心地听讲述心中的观念，然后兴高采烈她响应，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记得鼓励别人写书的热诚，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译《源氏物语》，以及的散文写作使迟疑的人产生信心，使已动笔的人加快速度而自己，自从建国中学读指定课外书，读到林语堂所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维疆界;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热血沸腾，感动落泪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从文艺青年到文学教授，岂止读了万卷书!书中天地，海阔天空，更增强助人“精神脱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时卡住一句，过不了门，转不了弯，总是擅于引经据典，引出一条通路来：大至人生困境，常有比较客观的劝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块阳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庆明对在国立编译馆要做的事很有兴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以接续编辑《现代文学》的心情，提供许多帮助，助建立了第一批台湾文学作品的书单，开始公正而不遗漏的选文作业譬如最早告诉，司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车》等，由高雄大业出版社印行，已近绝版，写信去才买到们尚称齐全的存书因的协助，们建立与作者的联络与认识通道，日后选稿能站住国家编书的立场对于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改进和定编，有更真挚的关怀深感民间普及教育的重要，愿意帮说动屈先生领导这艰巨的工作终于有一天，屈先生同意到中文系办公室一谈
在那次相当长的面谈中详谈旧版的缺点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与期望这原也是王馆长和在台中淳朴校园未曾深入了解的现在，不仅是基于职责而编书，更是为国家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政治的态度当然，这样一套新书是与旧制为敌的，虽无关学术立场，但将来不免会为主持者引来一些政治立场的敌人但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了未来国民教育每年每册三十万本的教科书，是义不容辞的清晰地记得，屈先生坐在那间陈旧的办公室，深深地吸着的烟斗，然后叹了口气，说:“好罢……答应!这下子也等于跳进了苦海，上了贼船”语气中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复杂情绪觉得其中有种一诺不悔的豪情和悲壮，从洁净超然的学术天地，走进政治、文化立场的是非之地，应是也经过许多内心交战的思量决定
屈先生主持“国民中学国文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由台大、师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几位中学老师组成主编执笔者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师大应裕康教授、政大戴琏璋教授，们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
为了一年后即须使用正式部编本教科书，第一、二册必须编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国立编译馆所有会议室，日日排满会程，有些委员会晚上也开会国文科委员开会经常延长至黄昏后，当时还没有便当简餐，编译馆就请屈先生、执编小组和编审委员到隔壁侨光堂吃很晚的晚饭屈先生有时主动邀往会宾楼，杯酒在手，长者妙语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后，数代的国民中学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的宣传品想来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诺，当年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后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在这方面的贡献
三位主编初拟国文课本第一、二册目录之后，们的编审委员会才算真正开始运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开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围仍然幽暗的海上，不仅要掌稳方向，注意礁岩，还要顾及全船的平稳航行开会第一件事是由主编就所选二十课的文体比例及各课内容、教育价值加以说明，然后逐课投票，末过半数者，讨论后再投票如们预料，这个过程是对屈先生最大的挑战有两位委员严词责问:为什么原来课本中培育学生国家民族思想的十课课文全不见了，现拟的目录中只有两篇，远二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一，其的都是些趣味多于教诲的文章杨唤的新诗《夜》怎么能和古典诗并列?《西游记》、《美猴王》、沈复《儿时记趣》和翻译的《火箭发射记》都没有教学生敦品励学……解释再解释投票再投票，冗长的讨论、争辩、说服，几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最后审订两册目录时，屈先生、三位主编和的欣喜，只有附上新旧课本目录的对照表可以表达明白新版实在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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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选了一此自话文，也都偏属议论文;属文学性质者，篇数略少新版只保留孙文《立志做大事》，并将旧版第二册蒋中正《们的校训）挪移到第一课，其余古典现代、散文、诗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选入翻译文章《人类的祖先》和《火箭发射记》，让国中生有人类文化史观与尖端科技的世界观
想不到当初万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书组，被屈先生称为苦海“贼船”的挑战，是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在国立编译馆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之一为达到改编的理想，恢复国文课本应有的尊严，让每一个正在成长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与启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是沉重的，不仅要步步稳妥，还需要各阶层的支持
在政治高阶层，们必须寻求一些保护曾以晚辈的身份，拿着新旧国文课本目录拜望早年教育部长陈立夫、黄季陆;也以学生身份去看望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希望们在舆论风暴之前，能对们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为们自己是文人从政，对文学教育和学术尊严也有理想尤其记得黄季陆先生，对侃侃而谈民国以来，国民教育的种种利弊得失，很赞成政治退出语文教材，一谈竟是两小时，还说欢迎以后再去谈谈们编写的进展可惜不久即病逝，未能再聆听教益老
国民党有不少被历史定位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稳定社会中以书生报国之心从政，却生不逢辰，生在政争的中国
在编审委员会中，最需要资深委员的支持，当时代表编译馆最资深的编审者是洪为溥先生初到馆时，对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作人文社会组主任颇感怀疑，甚至反感经过几次恳谈后，对渐渐转为支持讨论第三册篇目时，大力推荐黄春明《鱼》没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过，和屈先生商量：“下次开会，能不能让这个案子复活，再讨论一次？”屈先生说:“还讨论什么呢？投票也通不过”说:“为它跑票”第一个去跑的就是反对最激烈的洪为溥先生的办公室和的相隔一间，窗外都对着舟山路台大校墙外一棵高大丰茂的台湾变树，太阳照在它黄花落后初结的一簇簇粉红色果子上，美丽中充满自信说:“这篇文章讲小孩子骑脚踏车，在山路上将买给爷爷的鱼掉了，回到家反反复覆不断地喊，真的买鱼回来了!相当无聊，怎么讲呢？”
想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本语文教学书，读到一位中学老师写教初中课本选了莎士比亚《麦克白》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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