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

世间之事，常有峰回路转的奇妙现象在武大时，没能赶上钱穆先生讲学的盛况没想到在编译馆这位置上，却因“武圣岳飞事件”，让有机会与钱穆先生联系上
在进馆之前“大学丛书”收到一份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的书稿，尚在审查阶段，是否出版未定，却有报纸报导: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国通史》是台大一年级必修的中国通史课本，竟诬蔑岳飞跋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回朝宋高宗为什么杀，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教材而国立编译馆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书稿，将要出版，简直是动摇国本!
有一位自称是岳飞小同乡的李某，连续写了数篇，说:“们侮辱武圣就是数典忘祖……”还有一位骂得最凶的立法委员吴延环不但以笔名“誓还”在《中央日报》专栏不停地讨伐，并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询王天民馆长虽在各报来访时详细说明:“馆里接受书稿，既尚未审查，更未有出版计划”但是各报继续登载责骂的文章，有一则报导竟然说:“据闻该馆负责此事者，系一女流之辈，亦非文史出身”王馆长是历史教授出身，知道当时各校学者无人愿审，亦无人能抵挡此政治意识的汹涌波涛，命去拜见由香港来台湾定居的钱穆先生，请作个仲裁，说几句话，指引一下国立编译馆对此书处理的态度
对于前往钱府的事感到万分踌躇，不愿再遭遇坐与不坐、茶与不茶的场面待一向非常客气的王馆长说:“没别的办法，委屈也得去一趟”
钱先生来台湾居住的素书楼，位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个小山坡上，有一条依坡而建的石阶路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困窘至极，慑儒而言:“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书中岳飞部分数据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
但是仍救不了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转来立法院的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的声望，将讽毁武圣岳飞的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质询之前数日，带了许多资料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坐在备询官员最后一排硬椅子上，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员席;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学术著作如何“动摇国本”？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没想到“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竟到这里来看着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回到馆里，即写辞呈，馆长问:“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么?此时离开能说明什么立场呢？”从桌上拿给一封刚收到的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的，退还随书稿送上的审查费两千四百元一纸便签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就这样，开始了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的缘份轰轰烈烈的岳飞事件之后，是仍健在的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赞成国中与高中的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至少，那时的教育部长罗云平实际上是支持的在陈述编书理想时，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国学大师”的盛名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从那时起，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益，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告诉，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寿诞前仍去看，直到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说老师很掂念一年后再去看，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枫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当问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胡涂地带给馆里出版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如柏杨的书，送给
回台大之后，也常与谈到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一九八三年亲自赠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当然，一九七五年后，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以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更具体地了解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
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在那一段时期，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的可能，幸好生长在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想不到，一九七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的“壮胆研究所”
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的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
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的《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
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深以为忧钱先生说，文革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庄子纂笺》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一九五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对老师重要的著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证一九六七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著述，颐养天年
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在九十六岁的高龄，一九九0年六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两个月后逝世当年继任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国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而当时在立法院尖刻强烈质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陈水扁，后来任总统八年
十二年后，二00二年三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
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们说:“要做纪念馆”说:“活着不让住，死了纪念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一九一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并没有绝望……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沛聚散的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那时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谈话?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等协助校阅与谈话，从不论及更学研究，但谈人生，如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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